蔡明亮訪談錄-低下階級的問題

蔡明亮訪談錄-低下階級的問題

Q:你這次為何選擇在馬來西亞拍電影？
我在1999年回去吉隆坡，第一次感受到這個城市的動盪不安。當時的馬國首相馬哈迪將他的副首相安華革職，並控告他涉及性醜聞及貪污。安華遭定罪後，被判入獄數年，反對黨組織了人民群起抗議，警察進行驅散，街頭飄散著催淚瓦斯……在那段期間，你也會發現城市裏有許多外籍勞工在街上遊蕩。他們都是90年代中來到馬來西亞的。當時的亞洲經濟非常蓬勃，吉隆坡正在積極發展建設，吸引了大量外籍勞工前來尋求發財夢。但不久又發生了亞洲金融風暴。他們失去了一切，夢想也破滅了。看到這群人，我特別有感觸，可能源自我長期在異鄉工作和生活的關係，於是想拍一部關於他們及他們所代表的低下階層的電影。但是因為資金的關係，當時並沒有拍成。

Q:你為何選擇在吉隆坡而不在你較熟悉的鄉村環境拍這部電影？
我出生的城市古晉，相較於吉隆坡，是比較小，比較安靜，但也並非鄉下。我覺得吉隆坡是更有趣的，它吸引了馬來西亞各州的人，還有外地的人前來，形成一個更多元種族的社會。如果你對外籍勞工感興趣的話，馬來西亞是個非常有趣的例子。它本身也輸出大量勞工到新加坡、日本等先進國家，而同時又從更貧窮的國家引進勞工，例如印尼和孟加拉。印尼大概是全世界最多外籍勞工提供國之一。這些勞工都放棄了自己的身份，到異鄉尋找新的身份。

Q:你經常將你的電影人物的生命延續到另一部電影。可是這次常與你合作的李康生和陳湘琪所飾演的人物卻是我們之前沒有看過的...
我的海報設計在看了電影之後告訴我他覺得小康的角色簡直是從【河流】跑出來的！不過你說的沒錯。我的確刻意將這兩個人物推入一個非常陌生的環境，讓他們處於這個社會的最底層，而且對這個地方的語言及文化都不熟悉，一看就知道他們是外地人，卻從未有人關心他們來自何處。在吉隆坡拍攝這部電影時，一位當地的工作人員問我為何要拍外勞和他們的生活環境，我回答說這些人並不是隱形人，他們應該受到注意而不應該被漠視。

Q:不過絕對不會有人說你是個社會現實主義的導演，而你處理這些人物的方式也跟傳統的社會評論方式非常不同…
我當然關心社會低下階級，但並沒有刻意將社會階級作為電影的主題。電影裏唯一一個有財富的人，是咖啡店的老闆娘。但她的地位也並不穩定，她的兒子想把咖啡店的生意賣掉。我也並不想把焦點放在馬來西亞各種族的問題上，而是回到我所熟悉的符號，用象徵的方式陳述這個故事。可憐的外籍勞工容易失去身份，那是個事實。但誰曉得？他們無力的地位也許會引導他們找到一個新的身份。

Q:你覺得你的電影最終還找得到安華事件的蹤影嗎？
你可別忘了那張床褥！當年安華事件那張在法庭被當作供堂證物的床褥令人印象深刻。這次我原本想用一個較新式的彈簧床褥，但卻在一間廉價旅館內找到了這個舊式的。它又大，又重，又髒，又臭，可是窮人卻把它當寶。

Q:你並沒有說明電影中第三位主角的種族。我指的是照顧小康的那位外籍勞工
劇本裡這個人物本來設定為印度或孟加拉人，所以在開拍前我們面試了上百個印度人和孟加拉人，卻老找不到適合的人選，我忽然想到我在逛夜市的時候，遇到的一位賣糕點的小販，看起來像外勞，樣子也很好看，便要我的助理去找他。助理打電話告訴我，”我想算了吧!他是馬來人，不是印度人，而且有一口爛牙!”我只好打消念頭，卻仍舊常到夜市跟他買點心，偶爾跟他聊幾句。這名叫諾曼的馬來男子來自鄉下，他小時候曾跟他的父親兩人住在原始森林裏幾年，專收集製造傢俱用的藤條過日子。天天喝溪水、捕溪裡的魚吃，偶爾遇見老虎，他一點都不怕。長大後又跑到都市討生活，曾經跟一群外勞住在一起……我對他的認識越深，就越想把他放在我的電影裡。我把故事大綱講給他聽，他馬上就明白。我試著拍他，他視機器如無物。他是一名回教徒，原本我想用的是印度人，這個人物跟小康之間也許會有一些性愛鏡頭。但是現在換為諾曼（同性戀在回教裏是一大禁忌），我不得不重新思考這兩個男性之間的關係。

Q:劇本還經過哪些改變？
五年前，這個劇本的重點在於描述當時動盪社會氣氛下外勞的生活。當時並未寫完。後來重新提筆時，我的重點轉移到對自由的思考，我們每一個人短暫的生命及身體，可曾真正自由過?我拍的第一個鏡頭是諾曼將小康放在那張撿來的床褥上，幫他清洗受傷的身體。看著諾曼簡簡單單卻非常細膩的動作，令我升起微微的感動，一剎間，我有了一個新領悟，那種生活的、真實的、細微的動作，取代了曲折煽動的情節。我決定大幅簡化劇本。

Q:你的主景，也就是那棟空樓，非常突出。那是它的原貌嗎？還是有經過佈置？
這棟大樓在1999年已經停工，工地也被圍了起來，不過當時並沒有機會進去。這次回到吉隆坡籌拍電影，找到機會進去看一看。很驚訝發現了這個淹了水的地下室。我們並沒有改變什麼，只是加了燈光。

Q:可以談一談你為何對“病”這個隱喻特別感興趣嗎？
我們要瞭解“生命”,就必須將“病”包括在其中。李康生所飾演的兩個角色都有“病”。一個是完全癱瘓的植物人，另一個是個遭人圍歐而受重傷的流浪漢。後者可以說是前者夢中的自我。我想讓這個植物人有種像是走進了一個隧道的感覺 – 像投胎轉世一樣，回到了嬰孩的階段，受人照顧。我想人與人的關係中，最美的就是這個照顧的過程，無條件的施與受。另外，我們盲目地追求與發展，早已讓這個世界生病，毫無預警的煙霾並非空穴來風。

Q:李康生在你過去的電影裏都飾演性格不太強烈的角色， （除了【青少年哪吒】之外。）而這次所飾演的流浪漢更是完全被動的。為什麼？
我覺得到處流浪的小康就像那只停留在他肩上的那只飛蛾一樣，他象徵著自由。這種自由是在現實生活中找不到的。他的被動是“開放”的。每一個人在接觸他之後都找到了自我。諾曼透過照顧小康而發現了自己內心的渴望，而湘琪也通過對小康的慾望而感覺到自己所受的壓抑。每個人在睡覺時，多麼希望有個人在身旁，特別是在環境惡劣的時候。中國人有句成語“相濡以沫”常浮現在我腦海中。

專訪Tony Rayns口譯
游惠貞二OO六年七月，台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