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新浪潮电影的代表导演之一。1957年生于马来西亚，1977年来到台湾，1981年毕业于台湾中国文化大学影剧系。1993年，作品《青少年哪吒》获得东京影展铜奖；1994年，《爱情万岁》获得威尼斯影展金狮奖、费比西奖、金马奖最佳导演奖；1997年，《河流》获得柏林影展银熊奖和国际新闻奖、芝加哥国际影展银雨果评审特別奖、圣保罗国际影展影评人奖、新加坡国际影展评审特别奖；《洞》获得1998年坎城影展费比西奖、芝加哥国际影展金雨果最佳影片、新加坡国际影展最佳亚洲导演、最佳亚洲影片奖。2001年，《你那边几点》获得坎城影展高等技术大奖录音项目。
2005年，参加柏林电影节角逐、受到世界瞩目的蔡氏新片《天边一朵云》剧照。
我拍的是“作者电影”
新京报：你们这一代台湾新浪潮导演的电影，似乎都比较关注底层生活，关注灰暗地带。
蔡明亮：大凡创作都来源于生活。但电影不同的是它通常被视作商品，因此，就会考虑人家喜欢看什么。从一部电影的题材上，可以看出电影制作者的兴趣所在。有的导演关注的就是票房，比如，黑社会题材观众喜欢看，即使没人了解，也总在拍；又比如，印度电影都喜欢拍上流社会的生活，因为底层的观众能从里面找到他们向往的东西。如果把电影仅仅当作一种创作，它其实就来自作者的生活。所以，法国提倡一种“作者电影”。我的作品大概走的就是这个路子，我希望通过它表达我认识的人生和人的心理状态。
新京报：你对态度比较温和的电影怎么看？
蔡明亮：我并没有觉得它们不好，只是我不喜欢而已。大众都是在焦虑中生活，我是在用自己的影片迫使大众来面对他们自己的真实世界。有些观众进去了，有些观众进不去，所以我的电影通常会引起一些人的反感，但有人却为之感动。但我觉得这正说明了它有很尖锐的东西，我希望能多培养一些观众，让他们多看一些类型的电影，这对社会是比较有利的。
新京报：我看了你的电影总是有深刻的绝望和孤独感。
蔡明亮：我的电影不会告诉你怎么去生活，它通常是看完后让你产生很多感觉。那感觉是比较低调阴暗的，实际上它是在提醒你，你是人，你有感觉。我从来没有看过一个作品是教你怎么生活的，它只是帮你找到问题。
新京报：有人说你是票房“毒药”。
蔡明亮：说“毒药”可能是针对台湾而言，用一种好莱坞的模式来思考，收入不算高，尤其是前几年，我的四部电影在台湾的发行就很不成功。2000年后，这个票房“毒药”竟然翻身了。其实，从成本和效益来看，我的电影从来没有赔过本。我的资金基本上来自于欧洲或者日本，这些买商是非常国际化的，这个国际化又分两个层次，成龙的国际化是商业片，而我这种文化性比较强的电影，在欧洲有比较成熟的小众市场，所以说我是票房“毒药”是很主观的。
新京报：你们和内地第六代导演创作的地下电影，题材相似，都曾在西方得奖，有人认为，你们的电影题材取悦了西方对中国的好奇心。
蔡明亮：台湾也有各种不同的声音，但我觉得文化界的人应该认真去探讨这些电影。取悦观众本来就是电影该做的事情，这种取悦的状态难道比好莱坞那种取悦观众的共同口味更不好吗？是不是取悦大众就可以拿大奖呢？我的电影从来不取悦任何人。这个问题是小圈子的一种想法，我觉得媒体应该停止去思考这个问题，因为没有什么意义。
只剩下艺术电影也很好
新京报：台湾的商业电影曾经和香港站在一个水平线上，但后来香港电影成功地走向了商业化的道路，而台湾电影则走了另外的道路，原因是什么？
蔡明亮：台湾还是一个有人文传统的地区，到香港和台湾这两个地方看看，你会感受到不同的气氛。艺术电影和商业电影同样重要。如果只剩下商业电影的话，会更好吗？我倒觉得只剩下艺术电影也很好啊。我的《天边一朵云》很卖座，但它不是商业电影。台湾应该为这样的电影感到骄傲，全世界的电影都被经济牵着鼻子走，台湾却是个特例。一般的观众只喜欢美国片，认为电影就是娱乐。但如果电影除了娱乐就没有什么了，那会好吗？在整个世界被物化了以后，还有一些年轻人愿意在夹缝里去做一点东西。只是这个东西通常会比较阴暗、焦虑，这不是一件很好的事情吗？我觉得应该鼓励，让它壮大，然后感染更多的人去做自己喜欢的东西。
本报记者 术术
2005年，参加柏林电影节角逐、受到世界瞩目的蔡氏新片《天边一朵云》剧照。
我拍的是“作者电影”
新京报：你们这一代台湾新浪潮导演的电影，似乎都比较关注底层生活，关注灰暗地带。
蔡明亮：大凡创作都来源于生活。但电影不同的是它通常被视作商品，因此，就会考虑人家喜欢看什么。从一部电影的题材上，可以看出电影制作者的兴趣所在。有的导演关注的就是票房，比如，黑社会题材观众喜欢看，即使没人了解，也总在拍；又比如，印度电影都喜欢拍上流社会的生活，因为底层的观众能从里面找到他们向往的东西。如果把电影仅仅当作一种创作，它其实就来自作者的生活。所以，法国提倡一种“作者电影”。我的作品大概走的就是这个路子，我希望通过它表达我认识的人生和人的心理状态。
新京报：你对态度比较温和的电影怎么看？
蔡明亮：我并没有觉得它们不好，只是我不喜欢而已。大众都是在焦虑中生活，我是在用自己的影片迫使大众来面对他们自己的真实世界。有些观众进去了，有些观众进不去，所以我的电影通常会引起一些人的反感，但有人却为之感动。但我觉得这正说明了它有很尖锐的东西，我希望能多培养一些观众，让他们多看一些类型的电影，这对社会是比较有利的。
新京报：我看了你的电影总是有深刻的绝望和孤独感。
蔡明亮：我的电影不会告诉你怎么去生活，它通常是看完后让你产生很多感觉。那感觉是比较低调阴暗的，实际上它是在提醒你，你是人，你有感觉。我从来没有看过一个作品是教你怎么生活的，它只是帮你找到问题。
新京报：有人说你是票房“毒药”。
蔡明亮：说“毒药”可能是针对台湾而言，用一种好莱坞的模式来思考，收入不算高，尤其是前几年，我的四部电影在台湾的发行就很不成功。2000年后，这个票房“毒药”竟然翻身了。其实，从成本和效益来看，我的电影从来没有赔过本。我的资金基本上来自于欧洲或者日本，这些买商是非常国际化的，这个国际化又分两个层次，成龙的国际化是商业片，而我这种文化性比较强的电影，在欧洲有比较成熟的小众市场，所以说我是票房“毒药”是很主观的。
新京报：你们和内地第六代导演创作的地下电影，题材相似，都曾在西方得奖，有人认为，你们的电影题材取悦了西方对中国的好奇心。
蔡明亮：台湾也有各种不同的声音，但我觉得文化界的人应该认真去探讨这些电影。取悦观众本来就是电影该做的事情，这种取悦的状态难道比好莱坞那种取悦观众的共同口味更不好吗？是不是取悦大众就可以拿大奖呢？我的电影从来不取悦任何人。这个问题是小圈子的一种想法，我觉得媒体应该停止去思考这个问题，因为没有什么意义。
只剩下艺术电影也很好
新京报：台湾的商业电影曾经和香港站在一个水平线上，但后来香港电影成功地走向了商业化的道路，而台湾电影则走了另外的道路，原因是什么？
蔡明亮：台湾还是一个有人文传统的地区，到香港和台湾这两个地方看看，你会感受到不同的气氛。艺术电影和商业电影同样重要。如果只剩下商业电影的话，会更好吗？我倒觉得只剩下艺术电影也很好啊。我的《天边一朵云》很卖座，但它不是商业电影。台湾应该为这样的电影感到骄傲，全世界的电影都被经济牵着鼻子走，台湾却是个特例。一般的观众只喜欢美国片，认为电影就是娱乐。但如果电影除了娱乐就没有什么了，那会好吗？在整个世界被物化了以后，还有一些年轻人愿意在夹缝里去做一点东西。只是这个东西通常会比较阴暗、焦虑，这不是一件很好的事情吗？我觉得应该鼓励，让它壮大，然后感染更多的人去做自己喜欢的东西。
本报记者 术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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