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自独立新闻在线
专访第一部分
《黑眼圈》这部影片在社会施压下成功解禁，代价是删去五个被认为“有问题”的镜头。新纪元学院院长柯嘉逊新著《513－1969年暴动之解密文件》（以下简称《513解密文件》）可能随时被列为禁书。心系马来西亚社会的蔡明亮认为，历史是公开予多方诠释的，政府没有必要查禁这本书。
我国社会越来越趋向保守，性与社会历史与人性和社会现状息息相关，可是却双双被编为社会禁忌。蔡明亮（右图）昨天接受《独立新闻在线》专访时表示，历史可有不同角度的解读，政府没有必要担心学者提出另一面的历史，因为唯有让不同角度的解读相互碰撞，真理才会越辩越明。
他说：“没有谁的诠释是最真实的，因为它毕竟是历史，可是，事实越辩越明，需要各种角度。”
《黑眼圈》目前在我国热烈播映，蔡明亮目前在吉隆坡宣传这部他首度在我国取景拍摄的电影。这部电影一度遭禁映，不过国内事务部在今年三月初准许《黑眼圈》以“U”级在吉隆坡、槟城及柔佛三地的“艺术厅”（art-house）的影院上映，条件是必须遵守电检局的规定，删减电影中的四个片段及一个字幕。【点击：《黑眼圈》5月17日上映 蔡明亮将返马与观众对话】
历史助我们看清自己
新纪元学院院长柯嘉逊在其新著《513解密文件》中引用伦敦解密文件，评断发生在1969年的“513事件”是巫统策谋的政变，震撼我国社会。该书面市第二天，数名上议员就在国会上议院对此书严词讨伐，指其内容与官方说法不符、误导年轻一代，有必要查禁。
国安部前天派出一组官员到吉隆坡谷中城（Mid Valley）的MPH书局充公《513》，并向该书局发出公函，劝告他们勿公开摆卖本书。【点击：《513解密文件》快被查禁？ 国安部劝告书局勿卖充公十册】
述及此事时，曾与禁令擦身而过的蔡明亮说：“我当然就觉得说，有什么好担心的。它不是一种辩证，它不是用来否定别人的、用来推翻前面的言论的，它只是让我们更容易看清自己、让我们以更多的资讯来辨识什么是事实而已，所以我觉得政府没有什么好担心的。”
蔡明亮认为，历史与社会现状或多或少起着某些联系，因此，考究历史是重要的。他说：“比如说一个古迹，拥有一百年的历史，它的意义就是存在……它曾经存在过。就算是视觉上也好，有的人跟历史没有什么相关，有的人比较相关，但是他存在在这个社会里面，他总是会有一些相关，每个人的存在是单独的，可是又跟他的环境是藕断丝连的。”
他说，一个人在中国或台湾出生的人，出海时刚好乘上了驶到马来西亚来的船，他最后可能就注定在马来西亚落地生根；另一些人乘上了开往新加坡的船，他最终就去了新加坡落脚，历史牵引着一个人的生命。为此，他说：“所有的思考和现状都跟历史相关。”
蔡明亮：我恭喜柯嘉逊
蔡明亮换一个角度看待“禁”与“被禁”。他认为，书和电影被禁的消息传出，显示我国社会尚有一些敢于挑战尺度的人；而在这个资讯发达的时代，禁令无法真正约束资讯的流传，反之为“被禁品”制造了一波舆论，因此，作者的作品被禁，是值得恭贺的好事。
他说：“我期待未来，我觉得有一本书被禁不是坏事，这表示这个博士很勇敢，写了一本不同观点和角度的书来讨论历史。它被禁，它就会更被看到，这个时代是这样子的。”
他说：“有被禁也是蛮好的，除非社会已经开放到了一个程度。法国也一样呀，它这么开明，它有时对我的海报也有很多意见的呀。对呀，对我的电影也有很多意见，是这样子的。这个社会再怎么走，它就会有保守和开放两派的人马存在，它就是这样子拉拉扯扯。”
蔡明亮的电影《黑眼圈》被禁的消息传出后，舆论压力最后迫使政府取消禁令；禁播的消息也率先为《黑眼圈》作了免费宣传。为此，蔡明亮向著作随时被禁的柯嘉逊道恭喜。他说：“我恭喜他被禁。他就是要引起舆论嘛。被禁了之后要努力争取，可能不是他一个人争取，而是大家来争取。”
马来西亚电检局早前以破坏我国形象为由，禁蔡明亮在吉隆坡实地拍摄的影片《黑眼圈》。匪夷所思的是，电检局封杀《黑眼圈》的理由竟是它反映了吉隆坡乃至我国的八个丑陋面，无法呈现我国美好的一面，与政府推展“2007马来西亚旅游年”的目标背道而驰。消息传出后，政府遭至强大的舆论压力，最后“有条件地”批准《黑眼圈》上映。【点击：黑眼圈没侮辱马来西亚 查禁影片当局自取其辱】
政府须有智慧
在台湾生活多年，可是仍心系马来西亚社会的蔡明亮表示，政府应该要有智慧；政府有智慧，它自然会获得许多正面的回馈。
他说：“如果只是很担心、什么都觉得不安的话，那么我们的社会会变得很贫乏。”他举例说：“你看土耳其，去年出了一个诺贝尔文学奖（奥尔罕帕慕克），你去看他的书，他在描述他的社会、他的国家，他有赞美，也有很多批评。”
他指出，土耳其一样是回教国家，可是，该国并没有禁止作者批评自己的国家；这个社会环境提供了创作者自由发挥的空间，最终成功催生了一名诺贝尔文学奖得主。
蔡明亮说，一个社会要催生一名诺贝尔文学奖，需要足够的养份和自由创作的空间；一个社会唯有拥有自由和养份，才能走到“最后被看重的地步”。
专访第二部分
《黑眼圈》里有一张破旧的床褥，床褥装载了都市边缘人的情、爱和欲望。《黑眼圈》里有一场烟灾，烟雾弥漫破落的城市，呼吸变困难了，接吻也变困难了，城市里的人在迷蒙的烟雾中寻找欲望的出口。黑眼圈、床褥、烟霾、外劳，《黑眼圈》里的人和物，都是1990年代末马来西亚社会的符号。
1997年金融风暴以后，无数公司清盘倒闭，建筑工程一夜之间废置，失业的外劳在城市边缘乱窜，为自己寻找出路，原来平定的社会，在不安地晃动。
1998年，当时的副首相安华依布拉欣（Anwar Ibrahim）突然遭首相马哈迪革职，后来更被控以渎职和鸡奸罪。扣留审讯期间，全国总警长拉欣诺把安华的左眼殴出一个黑眼圈，震惊国际社会；疑是沾了精液的床褥在法院抬进抬出，我国法院顿然成为国际笑柄。那一年，人民陷入了困惑而迷茫的境地，而烟霾也没有错过每年一次的邀约，毫无意外地飘洋过海来到了我国。
《黑眼圈》导演蔡明亮以他独特的说故事方式，记载1990年代末的马来西亚。“外劳抬取废弃的床褥，显示我国过度贫穷”曾经是马来西亚电检局禁播《黑眼圈》的理由。电影里，外劳从垃圾堆里抬取旧床褥，横穿马路，回到简陋的宿舍，其后床褥“迁居”了两次。蔡明亮借着床褥，对那个动荡的年代作了玩味的暗讽。电检局当初的禁播理由，反倒成了丢脸的自嘲。
那一年，蔡明亮回到了马来西亚，刚巧赶上这场变动。他说：“我为什么回来，因为我是马来西亚人，我不想在一个地方呆，我通常就会回到马来西亚呆一阵子。那一次我住了将近一年。那一年，也不是我回来这个社会就是这样的，这个社会刚好走到那个地步，就是有经济风暴，有安华事件……算是政治风暴，还有烟霾、外劳，统统都同时出现，所以如果你用历史的眼光来看，这一年当然就变得很特殊。”
那一年的马来西亚，是活的
蔡明亮最近在吉隆坡宣传他的第九部电影《黑眼圈》。《黑眼圈》里有一个废置工地，工地中央有一滩黑黑的湖水。湖水不动，它周边的世界在动。蔡明亮认为，动对一个社会而言是好事，“动，总比一滩死水好”。
蔡明亮接受《独立新闻在线》专访时说：“对一个离乡很久的马来西亚人来说，这个社会有任何变动，我都觉得是很有趣的。你也不能判断他是好还是不好的，可是总比一滩死水好吧；总比纹风不动的社会好。”
他说：“我们也知道这个社会有一些保守，它纹风不动不表示大家很安于这种保守。那一年好像……安华事件，好像我们不去批评政治课题、不去判断它，像我对政治比较冷感，没有太大的兴趣，但是我们还是社会的一份子，还是会看报纸。光看这件事情，就是一个政治人物从很高的位子变成一个囚犯。我想，这是人生的问题、人的问题，回归到一个我们……我们都追求的地位、财富、权利，可是你也可能一夜之间失去。”
“无常，如果用佛理来说。所以我回来，我用一个人的角度来看这个社会的变化，看到这个城市很有活力。纹风不动的时候就没有活力，只会盖房子，然后什么都不知道的，我觉得没有活力，盲从了。”
他说：“有活力的社会，人民是可以有各种声音的，也许它被压抑，可是他们开始蠢蠢欲动了，那样的一个感觉在1999年是很明显地看到的。”
文化产业需要自由环境
跟许多马来西亚人一样，纵然大环境限制重重，蔡明亮尚未放弃期望。他说：“社会的进步，不要以为是起很多的高楼大厦，它还有很多空间可以进步，比如文化上的、创作上的，你自己觉得马来西亚在这方面是不是非常先进呢？我不要去批评它，我们自己去评估一下，有没有比70年代更好一点？”
他说：“有一些部份是有的，但是大部份……你想创作的时候，你会觉得绑手绑脚，因为有很多规定，这些规定，来自政府的，甚至，来自社会的，来自人自己内心的。”
在5月15日晚举办的首映过后，回应观众提问影片挨五刀的问题，蔡明亮说，影片被删五刀，不能只怪政府，也得怪人民，因为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电检局，每个人都以自己的尺度去度量事物。专访时，蔡明亮重申：“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电检局”，在批评政府的同时，人民也应该自我反省、自我检讨。
他说，小孩被关久了、约束久了，他就逐渐“举一反三”，认定“什么都不要做就是对的”。但是，文化产业需要不断创新、发展，“不可以什么都不做”；由于环境约束重重，我国的文化发展有停滞不前的现象。
他缓慢而坚定地说：“创作是需要自由的。我希望这句话没有冒犯任何人，也不会冒犯政府，我想政府应该要理解到说，如果你要发展任何跟文化有关的东西，它就只有一个精神，就是自由。”
《黑眼圈》目前在我国热烈播映。这部电影一度遭禁映，不过国内事务部在今年三月初准许《黑眼圈》以“U”级在吉隆坡、槟城及柔佛三地的“艺术厅”（art-house）的影院上映，条件是必须遵守电检局的规定，删减电影中的四个片段及一个字幕。
蔡明亮为了与我国社会沟通，选择为强权让步，但是，创作自由被限制了，蔡明亮还是心有不甘。他在首映礼举办后的的交流会上说：“今天我自己坐在台下看，还是会不甘愿，不然会更棒、更好、更有力量。”
台下的观众也一定心有不甘，但是，谁来挑战强权的尺度呢？马来西亚的观众，总是善忘的。今天看了被删的影片，咽一口气，明天谁还在意？
1997年金融风暴以后，无数公司清盘倒闭，建筑工程一夜之间废置，失业的外劳在城市边缘乱窜，为自己寻找出路，原来平定的社会，在不安地晃动。
1998年，当时的副首相安华依布拉欣（Anwar Ibrahim）突然遭首相马哈迪革职，后来更被控以渎职和鸡奸罪。扣留审讯期间，全国总警长拉欣诺把安华的左眼殴出一个黑眼圈，震惊国际社会；疑是沾了精液的床褥在法院抬进抬出，我国法院顿然成为国际笑柄。那一年，人民陷入了困惑而迷茫的境地，而烟霾也没有错过每年一次的邀约，毫无意外地飘洋过海来到了我国。
《黑眼圈》导演蔡明亮以他独特的说故事方式，记载1990年代末的马来西亚。“外劳抬取废弃的床褥，显示我国过度贫穷”曾经是马来西亚电检局禁播《黑眼圈》的理由。电影里，外劳从垃圾堆里抬取旧床褥，横穿马路，回到简陋的宿舍，其后床褥“迁居”了两次。蔡明亮借着床褥，对那个动荡的年代作了玩味的暗讽。电检局当初的禁播理由，反倒成了丢脸的自嘲。
那一年，蔡明亮回到了马来西亚，刚巧赶上这场变动。他说：“我为什么回来，因为我是马来西亚人，我不想在一个地方呆，我通常就会回到马来西亚呆一阵子。那一次我住了将近一年。那一年，也不是我回来这个社会就是这样的，这个社会刚好走到那个地步，就是有经济风暴，有安华事件……算是政治风暴，还有烟霾、外劳，统统都同时出现，所以如果你用历史的眼光来看，这一年当然就变得很特殊。”
那一年的马来西亚，是活的
蔡明亮最近在吉隆坡宣传他的第九部电影《黑眼圈》。《黑眼圈》里有一个废置工地，工地中央有一滩黑黑的湖水。湖水不动，它周边的世界在动。蔡明亮认为，动对一个社会而言是好事，“动，总比一滩死水好”。
蔡明亮接受《独立新闻在线》专访时说：“对一个离乡很久的马来西亚人来说，这个社会有任何变动，我都觉得是很有趣的。你也不能判断他是好还是不好的，可是总比一滩死水好吧；总比纹风不动的社会好。”
他说：“我们也知道这个社会有一些保守，它纹风不动不表示大家很安于这种保守。那一年好像……安华事件，好像我们不去批评政治课题、不去判断它，像我对政治比较冷感，没有太大的兴趣，但是我们还是社会的一份子，还是会看报纸。光看这件事情，就是一个政治人物从很高的位子变成一个囚犯。我想，这是人生的问题、人的问题，回归到一个我们……我们都追求的地位、财富、权利，可是你也可能一夜之间失去。”
“无常，如果用佛理来说。所以我回来，我用一个人的角度来看这个社会的变化，看到这个城市很有活力。纹风不动的时候就没有活力，只会盖房子，然后什么都不知道的，我觉得没有活力，盲从了。”
他说：“有活力的社会，人民是可以有各种声音的，也许它被压抑，可是他们开始蠢蠢欲动了，那样的一个感觉在1999年是很明显地看到的。”
文化产业需要自由环境
跟许多马来西亚人一样，纵然大环境限制重重，蔡明亮尚未放弃期望。他说：“社会的进步，不要以为是起很多的高楼大厦，它还有很多空间可以进步，比如文化上的、创作上的，你自己觉得马来西亚在这方面是不是非常先进呢？我不要去批评它，我们自己去评估一下，有没有比70年代更好一点？”
他说：“有一些部份是有的，但是大部份……你想创作的时候，你会觉得绑手绑脚，因为有很多规定，这些规定，来自政府的，甚至，来自社会的，来自人自己内心的。”
在5月15日晚举办的首映过后，回应观众提问影片挨五刀的问题，蔡明亮说，影片被删五刀，不能只怪政府，也得怪人民，因为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电检局，每个人都以自己的尺度去度量事物。专访时，蔡明亮重申：“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电检局”，在批评政府的同时，人民也应该自我反省、自我检讨。
他说，小孩被关久了、约束久了，他就逐渐“举一反三”，认定“什么都不要做就是对的”。但是，文化产业需要不断创新、发展，“不可以什么都不做”；由于环境约束重重，我国的文化发展有停滞不前的现象。
他缓慢而坚定地说：“创作是需要自由的。我希望这句话没有冒犯任何人，也不会冒犯政府，我想政府应该要理解到说，如果你要发展任何跟文化有关的东西，它就只有一个精神，就是自由。”
《黑眼圈》目前在我国热烈播映。这部电影一度遭禁映，不过国内事务部在今年三月初准许《黑眼圈》以“U”级在吉隆坡、槟城及柔佛三地的“艺术厅”（art-house）的影院上映，条件是必须遵守电检局的规定，删减电影中的四个片段及一个字幕。
蔡明亮为了与我国社会沟通，选择为强权让步，但是，创作自由被限制了，蔡明亮还是心有不甘。他在首映礼举办后的的交流会上说：“今天我自己坐在台下看，还是会不甘愿，不然会更棒、更好、更有力量。”
台下的观众也一定心有不甘，但是，谁来挑战强权的尺度呢？马来西亚的观众，总是善忘的。今天看了被删的影片，咽一口气，明天谁还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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